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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初冬的阳光下，华东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里，82岁的谷超豪先生一边打着点滴，一边向记者缓缓道来。
　　和所有真正的科学家一样，谷先生不愿多谈自己。世人眼中的成就和荣耀，早已被他内敛为平和与谦逊。
　　“要把个人兴趣和祖国需要结合在一起”、“年轻人要有社会责任感”，这些话，老人重复了多次，殷殷之情溢于言表。而为这朴素言语背后的炽热情怀作注解的，正是他的一生———
　　作为数学家，他硕果累累；作为教育家，他桃李天下。而成就这位数学家、教育家的人生支点，则是他对祖国的一份深情，一份强烈的责任感。经历过中华民族被压迫、被凌辱的黑暗岁月，看到了中国人民站起、奋进的过程，乃至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宏伟巨变，他为自己能在这历史洪流中尽一份责任而感到自豪。
　　近日，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“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”上的讲话，谷超豪先生深有感触：“‘社会和谐人人有责、和谐社会人人共享’，人，毕竟是要讲责任的啊。”
　　中山春草绿，铁鸟恨无情。
　　抗敌效微力，报国托童心。
　　青田险滩急，瓯海骇浪深。
　　万苦不言苦，只盼江海清。
　　———谷超豪《寄母校温州中学之一》
　　瓯江蜿蜒，流过温州。高盈里，一条短而僻静的小巷，一棵参天的广玉兰边，便是谷氏宅第。1926年5月15日，谷超豪出生于此。
　　温州自古人杰地灵，而温州之兴，离不开“学”、“商”二道。有“数学家之乡”之称的温州，在为中国奉献了首个数学专业杂志创始人黄庆澄、“中国现代数学播种人”之一姜立夫、“东方第一几何学家”苏步青等大家后，又将谷超豪和数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
　　数学对谷超豪的最早触动，是在小学三年级。循环小数让这个孩子感到神奇———它是无穷无尽的，“你抓不住它，但却可以尽情想像”。到了六年级，遭遇“鸡兔同笼”、“童子分桃”等应用题，有些同学死背公式，但谷超豪却琢磨着用更简单的方法来解。他拿来大哥谷力虹的代数书，看着看着，豁然开朗：设未知数、列方程，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么？
　　1938年，谷超豪考入温州中学。学校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启发性教育方式让谷超豪如鱼得水。一次，老师问：一个四边形，每边边长都是1，面积是否是1？谷超豪想了想，站起来：“不一定。四边形一压就成了直线，面积就成了0。”这个孩子性格文静，喜欢看书，尤其是数学方面的课外书。“对我影响最大的，是刘熏宇的《数学园地》。它介绍的微积分和集合论的初步思想，把我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”
　　然而，少年谷超豪的记忆中，并不全都是数学带来的快乐。
　　念小学时，正是日寇加紧对华侵略之时，中华民族濒临危机存亡的生死关头。爱国救亡的呼号，成了整个时代的主题。课堂上，老师常常给孩子们讲述国家遭受的耻辱，“我记得小学高年级语文课，选用的教本是一本《给年少者》的文集，里面都是进步作家的著作，呼吁团结抗日，人民奋起。”
　　1938年，日军轰炸温州。日本水上飞机侵入瓯江口翁垟，每日飞临温州城区，每次丢下4枚炸弹。整个城市瘫痪了，人心惶惶。学校也被炸毁了，全校师生逃难到青田。敌机的轰鸣声，炸弹刺耳的呼啸声，被炸毁的房子，惨死同胞的躯体……眼前的一切，让少年谷超豪深切地体会到屈辱和愤慨。
　　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少年兴，则中国兴。在学校礼堂里，谷超豪看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———“青少年要立志做大事，不可立志做大官。”这句话，让他懂得了承担，也让他终身铭记。
　　何谓“大事”？谷超豪认为有两件：像孙中山这样以救国救民为己任，为国家的兴亡承担责任，自然是“大事”；另外，自然科学能够解释世界，用自然科学改造世界，也是“大事”。
　　从此，一是当科学家，二是做革命者，两种身份，同一种使命，成了谷超豪人生历程中相互交叉的两条线。在哥哥的影响下，谷超豪阅读了《大众哲学》等进步书籍，加入学校的进步组织，写文章、贴标语，为抗日宣传做后勤工作。1940年，年仅14岁的谷超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　　他的“左”倾思想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。在温州中学保留至今的成绩单上，谷超豪的“操行”只是及格，而边上，却是一串串突出的各门课程的分数。他依然恪守着作为学生的责任，也执着于对数学的浓厚兴趣，自学了不少知识。生活早就告诉他，数学并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游戏。记得随学校逃难时，为了能吃饱饭，学生们曾想了个办法：第一碗盛浅一些，很快吃完，马上去盛第二碗，装得满满的。不然，等吃完第一碗，饭桶早就空了———说起来，这就是“运筹学”。
　　斯人雅兴殊堪羡，
　　盈尺珠玑迤逦开。
　　凸凹婆娑飘飘舞，
　　谁能解得方程来。
　　———谷超豪《观巨型皂泡飞舞》
　　1943年，谷超豪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学习数学。
　　他一边积极求学，一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，组织求是学社，学习马列主义，参加“520反饥饿反内战”学生运动。“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就不想数学，在钻研数学的时候也不想地下工作。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，能有精力平衡好两者。”
　　大学三年级时，他遇到了仰慕已久的苏步青。
　　苏先生那种条理清楚、推理严谨、图文并茂的讲授方式，让他非常着迷。但在讨论班上，谷超豪却领教了苏步青先生“大松博文式”的教学。
　　苏先生指定他阅读一篇关于变分反问题的论文。文章近100页，艰涩难懂，还涉及到他以前从未接触过的知识。但谷超豪把这块硬骨头一点点啃了下来，此后，再遇到困难论文，他便有了信心。
　　1948年，谷超豪毕业留校任教。苏步青先生将管理图书室的“美差”交给他，以便可以“东翻西看”，一边打基础，一边做些有创造性的课题。
　　解放后，由于谷超豪曾成功策反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，在浙江科协担任的工作也有声有色，他面临着转去做行政工作的可能。而谷超豪意识到，对百废待兴的国家而言，科研工作显然更为重要。最终，他选择了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科研中。1953年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，谷超豪随苏步青来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。
　　上世纪50年代初，谷超豪从事古典微分几何的研究，几年后却转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。导致这次“转型”的，是1956年制定的国家10年科学规划。
　　当时，计算数学、概率论、偏微分方程都是新中国比较薄弱的，国家希望在这些领域能有所突破。听闻这个消息，谷超豪就自觉地想要承担起这个使命。另外，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也给谷超豪很大触动。1957年，他被公派到苏联进修，在完成规定课程之外，他有意识地学习了与高速飞行器密切相关的空气动力学，而从偏微分方程研究的角度切入，恰恰能解决空气动力学中许多困难但重要的数学问题。1959年，谷超豪获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，其后即由微分几何转入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领域。
　　对于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，放弃已有成绩，归零后重新出发，是何等的艰难。而谷超豪作出这个知难而上的重大抉择，仍是考虑国家需要和个人兴趣后的结果。尽管深爱数学，谷超豪却不认为数学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。相反，他对“数学是科学的仆人”一说很是欣赏。“数学最使人兴奋之处，就在于可以用它来解说或解答各门学科中的重要问题，同时又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成就，扩大和充实自己的研究，为国家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。”
　　多年后，学生李大潜感叹说，谷先生在治学中有一种“多变”的精神。这种“多变”，表现为科学家独特的个人风格和超强的创新能力，实际上却缘起于谷超豪强烈的社会责任感———从祖国建设的需要出发，才能不断发现学科创新点，从祖国建设的需要出发，才有源源不断的激情和智慧。
　　从1960年到1965年，谷超豪进入了学术丰收季节。他关注流体力学中的偏微分方程问题，取得了一些国际领先成果。在混合型偏分方程方面，尤其是多元混合型方程的边值问题中也取得了重要突破。1974年，复旦大学组成了以谷超豪领衔的科研组，和杨振宁合作，进行规范场理论方面的研究。最终，他们在国际上最早证明了杨-米尔斯方程的初始问题的局部解的存在性，弄清了无源规范场和爱因斯坦引力论的某些联系和区别，取得了丰富的成果。
　　半纪随镫习所之，
　　神州盛世正可为。
　　乐育英才是夙愿，
　　奖掖后学有新辉。
　　校园朝朝印健履，
　　京华季季换征衣。
　　世局动荡信念在，
　　不羡群贤汇钓矶。
　　———谷超豪《和苏师》
　　在许多场合，苏步青先生不止一次地讲：“我的学生超过我了。”但他又说：“谷超豪只有一点没有超过老师，就是没有培养出像谷超豪似的学生来。”
　　对恩师这句话，谷超豪深感责任重大。他说：“我在好多地方不如苏先生，苏先生的这句话是在将我的军，要我好好培养学生。”
　　从教60年后，谷超豪自觉“可以向苏先生交账了”———在他培养的众多学生中，涌现了李大潜、洪家兴、穆穆等9位院士。2008年教师节，谷超豪当选上海市教育功臣。
　　学生眼中，他是严师。
　　穆穆记得，十几年前，他准备参加有关“大气物理”的博士论文答辩。论文得到了谷超豪的肯定，但他却“发派”自己去大气物理研究所呆半年后再答辩，原因是“对大气物理的基础了解不够”。
　　周子翔感叹，当谷先生的学生真是累。“我们每个星期都要讨论研究内容，哪个学生发言里稍有差错，他第一时间就会指出来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会顺着问题举一反三，让学生从多层面来思考。”
　　刘宪高也忘不了，刚进复旦时谷先生就这样鞭策他：“写文章要一篇比一篇好，科研不要永远停留在同一水平上。”
　　几十年来谷超豪恪守着作为科研指导者的职责，从自身做起，抵制人情风对科研的侵袭。但在另外一方面，他自知要担负起为国家培养下一代科技工作者的重任，此时，他则是宽容、温厚的师长。   
　　1978年，洪家兴师从谷超豪。半年后，他的母亲病倒了。为了尽孝，洪家兴放弃了考试，产生了退学的念头。谷超豪了解后，极力挽留，想尽办法为他解决困难，直到渡过难关。此后，洪家兴成长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博士，当选澳门赌场院士。
　　还在当助教时，谷超豪从前辈钱宝琮老师身上学到了一条———“学生来问问题时，千万不能说这个问题很容易，免得使学生对自己失去信心。”50多年来，谷超豪一直谨记照做。
　　2005年，谷超豪80高龄，仍带着3名研究生。因为工作繁忙，无法给学生更多指导，他常常对学生说“抱歉”。但这声声“抱歉”的背后却是，老先生仍坚持每个星期至少有两个半天与学生进行讨论，甚至给一些学生开小灶。而这，是不少比谷超豪年轻许多的博导都无法做到的。实在精力不够，他还“求助”于夫人、同为复旦大学数学系博导的胡和生。
　　受市场经济的冲击，在如今的研究生教育中，师生关系有的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有些教授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，学生则直呼导师为“老板”。“这不好”、“不好”，谈及此，谷超豪连声说：“在教育领域里，不能搞‘按劳取酬，等价交换’这一套。选择做教师，就是选择了责任和奉献。”
　　他尊重学生的学术成果，对于在自己参与的学术论文中署名，始终十分慎重。除非是他个人的研究占到科研过程的一半以上，或做了非常实质性的工作，否则是坚决不肯署名的。洪家兴说：“我在做谷先生的学生时，论文题目的确定和具体做法都是谷先生一手指导的，但他从来不在论文上署名。”曾经，学生主动把谷先生的名字署进论文，被他知道后坚决拉下。至今，谷超豪发表的130篇论文中，近8成都是他独立发表的。
　　与之相反的是，无论是李大潜院士对拟线性双曲组的整体经典解的完整理论，还是洪家兴院士在混合型偏微分方程方面的研究，谷超豪的心血都功不可没。
　　在洪家兴眼中，谷超豪是这样一位长者：“他带着大家探索、开路。种种创业之初困难的事都由谷先生做了，而在找到了一条通往金矿之路后，他就把金矿让给跟随他的年轻人去继续挖掘，自己则带着另一批年轻人去寻找另一个金矿。”
　　光阴荏苒，距离孙中山先生那句对谷超豪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话，已近一个世纪了。当年，孙先生在民族危难之际所发出的呼吁，在和平发展的时代过时了吗？
　　谷超豪说：“不过时，还应该给加上一句———青少年要立志做大事，不可立志做大官，也不可立志赚大钱。”
　　忆当年，民族危亡的时代同样也是科学大师辈出的年代。谷超豪认为，是中国的苦难命运激励了国人的责任感，人们“为中华崛起而读书”，创造了非凡的成就。而如今人们念叨的“大师难觅”，原因当然很多，但一定与今天的科研教育氛围有着深刻关系。
　　当报考高校的学生大多冲着金融、管理等热门专业而来，数学等基础学科少人问津时；当故乡的商人日益扬名海外，“数学家之乡”的称号却逐渐被人淡忘的时候，谷超豪仍在呼吁：“数学是各门学科的基础，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投入到这门对国家建设极为有用的事业中来！”